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河北丰润县城的日军监狱中，出现了令人不忍直视的一幕。
一个衣衫褴褛的囚犯，用一条麻绳，紧紧勒住了另一名囚犯的脖子。
离奇的是，这位被勒住脖子的囚犯，不仅没有挣扎，嘴角似乎还露出一丝安详的微笑。
而动手的那名囚犯，却泪流满面，似乎精神已经濒临崩溃。
短短几秒钟后，被勒的囚犯就陷入了昏迷，手脚也随之抽搐起来，恰巧踢倒了放在附近的夜壶。清脆的碰撞声响起，在寂静的黑牢中，显得格外刺耳。
随即，不远处的值班室骚动起来，被惊醒的看守拖着沉重的脚步，骂骂咧咧向这间牢房走来。
听到狱卒的声音，动手的囚犯仿佛得到大赦般，飞快松了手，将麻绳塞进稻草堆里，一翻身佯装睡觉，将看守糊弄了过去。
一切恢复平静后，被勒晕的囚犯在狱友的轻声呼唤下悠悠醒转。看着身旁双眼通红、神情激动的狱友，他似乎明白了一切，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同志，真是难为你了......”
这名在鬼门关前转了一遭的囚犯，就是八路军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兼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站长，大名鼎鼎的“燕山部队”领导人任远。
他为何深陷日军黑牢，又为何差点死在狱友手中？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段传奇的故事。
年10月16日，是晋察冀军区历史上的一个“至暗时刻”。
这一天，整个冀热边军区的县级以上干部齐聚丰润县何家营，正在召开冀热边特委的扩大会议。
然而，这个会议的消息却不幸走漏了出去。驻扎在丰润县城的日军第8混成旅团闻风而动，集中了多人的兵力，将何家营一带围得铁桶一般，想要将冀热边军区的骨干力量一网打尽。
得到敌人大举出动的情报后，冀热边特委马上组织人员转移。然而，在赶到一个叫杨家铺的村子时，他们陷入了多名日伪军组成的包围圈。
晋察冀抗战史上不忍回首的杨家铺突围战就此打响。
敌人以逸待劳，我方又只有少数警卫部队随行，这一仗的结果自然十分惨烈。根据史料记载，参加会议的近名各级干部和警卫战士，当场牺牲余人，余人被俘，只有不到人成功突围。
这场战斗的巨大损失，让聂荣臻元帅在多年后仍然痛心不已：“杨家铺战斗，实是我军在华北的一次损失重大的战斗！”
然而在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一场更大的危险即将袭来。
因为，任远也在被俘人员中。
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者，基本上都曾使用过多个名字和身份，任远自然也不例外。在延安学习情报保卫时，他叫马耀武；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社会部工作时，他叫任远；而当年，他被派到冀东建立东北情报联络部时，他的名字又成了刘杰，身份背景也换成了全新的。
采取这样的措施，自然是为了保密。不仅因为东北情报联络部主要负责的情报对象是伪满洲国和关东军，责任极为重大，而且联络部机关里，还保存了一部宝贵的大功率电台。
在冀东的两年多时间里，任远往冀东和东北的十余个重要城市派出了几十名地下工作者，构建起了一个疏而不漏的情报网络，搜集了日伪大量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
而这些情报，正是通过这部电台，源源不断发往延安，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正因如此，任远不仅将这部电台视若珍宝，也对电台使用的密电码采取了周密的保护措施。除了冀热边特委社会部、他自己和寸步不离电台的译电员外，没有人能够接触到这些情报。
他的那份密电码和联络代号，则记录在了一个小笔记本上。除了密电码外，东北情报联络站情报员的联络代号、潜伏地点等绝密信息，也都以密码的形式，记录在了这个小本子里。
可以说，如果有人拿到了这个小本子，八路军在东北的情报网络，就有被连根拔起的危险。
因此，任远对这个小本子十分珍重，平日里绝不离身，一直放在他的衬衣胸前口袋里。
然而，随着任远的被捕，这个事关无数人生死的小笔记本，即将落在日军手里了。
当任远在剧痛中醒来时，他正躺在一副担架上，由2名老乡抬着，夹在日军的队列中，摇摇晃晃向丰润县城走去。
他恍惚记得，在突围过程中，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他的双臂被弹片击中，受了重伤，随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清醒过来的任远，第一时间想到了他的小笔记本。他仔细感受了一下，不禁暗暗松了一口气。笔记本还好端端躺在他的口袋里，沉甸甸的，像一座山。
原来，当敌人搜索战场时，见任远上半身满是血污，便只拿走了他的手枪和钢笔，并没有进行仔细搜查，才让这份情报暂时逃过了一劫。
虽然情报暂时获得了安全，但任远深知，等到了丰润县城，日军一定会对他们进行全面搜身，要避免情报泄露，就只能毁了它。
然而，当任远试着想要抬起双手时，剧烈的疼痛让他甚至无力解开军装的扣子，想要不被人注意毁掉笔记本，更是绝无可能。
正当任远束手无策时，随着一声口令，日军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此时天色已晚，日军害怕八路军前来劫回这批俘虏，便下令在附近的村子里住下，而任远等俘虏们，则被押到了一个马厩里安顿下来。
任远非常清楚，这将是他保卫这份绝密情报的最后机会。
于是，他假装呼吸困难，向抬担架的老乡求助，让他帮忙解开了两个扣子。
随后，等到夜深人静，任远忍着剧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从衬衣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轻轻将其撕开，一页页填到嘴里，就这么吞了下去。
这幅画面，我们在几十年后看来，依然热血沸腾。一个身受重伤的人，为了不惊动日军看守，以这样的方式毁掉情报，他要忍受怎样的痛苦？
将笔记本销毁后，任远终于放下心来，但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他自己该怎么办？
被押进丰润监狱后，任远自称是冀热边某区委的警卫连长，暂时骗过了日军。但与此同时，他也知道日军必然会进行多方查证，自己的假身份，很可能支撑不了多久。
敌人一旦知道了任远的真实身份，必然会想方设法从他身上挖出情报，甚至会利用他，来诱骗其他的地下情报人员上钩。
为了确保情报和同志们的安全，任远想到了死。
他制定的第一个计划，是喝水。
众所周知，人在受重大外伤后不能大量喝水，否则会导致血液稀释、电解质紊乱，很有可能导致死亡。
任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但是，他的这一反常行为，很快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不仅严格控制了他的饮水，还对他进行了重点审问，想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任远将计就计，在审问时要么破口大骂、要么胡言乱语，想方设法激怒敌人，想要借敌人的手，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在几年前，日军也许就上当了。但如今全面抗战已经打到了第7年，日军也学得越来越精明，任远的做法，反倒让日军不敢轻而易举处决他了。
为了让任远活下去，日军不仅派人给他治伤，还将他转到了条件略好一点的牢房，并安排了一名囚犯照顾任远。
当任远看到自己的新狱友时，他的眼睛亮了：这个人叫李永，是组织安插在丰润县城的一名地下交通员，曾与任远有过一面之缘。
经过多番试探，任远确定李永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和叛变，便重新鼓起了斗志，和李永研究起了越狱的办法。
然而，就在两人秘密策划逃跑的时候，一个新的变故又出现了。
这一天，在监狱放风的时候，任远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岗亭里，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这个人一边盯着任远，一边与身边的日军嘀嘀咕咕说着什么。
任远佯装不知，用余光扫视这个人。没过多久，他心里咯噔一声：是张铁安！
这个张铁安，原先是冀东东北联络站安插在唐山的一名重要联络员，被日军抓捕后叛变。
我方曾经试图多次除掉这个叛徒，但由于日军防卫严密，加之此人非常了解我方地下工作的规律，连续几次都被他躲了过去。
更要命的是，这个人与任远打过好几次交道，他既然出现在这里，就意味任远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任远，在回到牢房后，非常严肃地对李永说道：“同志，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已经来不及越狱了。为了避免情报泄露，同志，我命令你把我勒死，今天晚上就动手！”
听了任远的话，李永吓了一大跳，连连摆手，劝说任远不要出此下策。
任远摇摇头，说道：“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如果不是我双手受伤，本来不必麻烦你的......”
说完，任远便向李永交代了遗言，又咬破手指，在墙角边写下了“以身殉难”4个字，作为自己的遗书，并详细交代了如何将现场伪装成自尽的办法，以此来保护李永。
见任远如此坚决，李永只得含泪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才有了本文开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经过这一番曲折，李永说什么也不肯再执行任远的指示。这一来，想要保护好组织的秘密，摆在任远面前的，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假投降。
然而，日军并不是傻子，从坚决抵抗到愿意投降，这巨大的转变，要做到让人相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何况，在任远的盘算中，假投降只不过是第一步，他还要利用日军，为组织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孤军奋斗，没有上级指示、战友掩护，任远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智慧。
首先，他开始向日军提要求，从衣服食物到住宿条件，给敌人营造出一种他意志松动的假象。
其次，当敌人开始要求他提供情报时，他则真假结合，一点点向敌人描绘出了一张东北地区我党地下组织的结构图。
这份结构图中的组织架构等信息，都是真实的，但关于潜伏人员身份、居住地点等关键信息，任远都做了手脚，甚至故意将日军引到事先约定好的“预警地点”去。
这样一来，当日军按照这些地点去搜捕时，我党地下组织就会收到信号，按照应急程序进行转移，使得日军连连扑空、晕头转向。
当日军逐渐失去耐性，要求任远必须提供可靠情报时，他的第三步便开始了：他装作非常不情愿的样子，向日军提供了一个与八路军长期保持联系的伪军军官，伪山海关警备团团长张爱仁。
任远为何单单供出他来？因为就是这个张爱仁，险些将八路军在冀东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送进日军的虎口里。
年的春天，张爱仁见日军逐渐显出颓势，想要找一条后路，便托人联络上了李运昌，表示愿意和八路军合作。
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张爱仁多次给八路军秘密送来了不少药品、弹药，表现相当积极，成功获取了八路军的信任。
到了这一年9月，张爱仁突然送来消息，表示自己被日军怀疑，想要将部队拉到秦皇岛附近的平市庄（今属秦皇岛抚宁区）进行起义，希望八路军给予掩护和接应。
接到消息后，冀热辽军区经过研究，为了表示最大诚意，决定由李运昌司令亲自带领警卫部队，到平市庄接应张爱仁起义。
同时，由曾克林团长率领冀热辽军区第12团，向秦皇岛、北戴河佯动，掩护张爱仁所部行动。
9月16日，当李运昌、曾克林带领部队按计划出发后，在后方留守的任远凭借情报人员的嗅觉，敏锐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张爱仁虽然约定了起义地点和时间，却没有给出具体的行动路线和联络暗号。
如果起义地点在我方根据地内，这点纰漏倒不算什么，但平市庄位于我方根据地边缘，距离秦皇岛直线距离不过20多里地，日军重兵在侧，一旦出现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任远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派出一批侦察员，前往秦皇岛附近的各日军据点侦察敌情。
很快，情报便送了回来。日军在秦皇岛、北戴河、海阳镇（今属秦皇岛海港区）等地部署了大量兵力，对平市庄形成了三路夹击的态势。
听到这一消息，任远的头皮一阵发麻：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张爱仁所谓的起义，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
想到这里，任远大吼一声：“警卫排，跟我出发！”便跳上马背，飞快向平市庄赶去。
赶到平市庄后，他立刻向李运昌司令汇报了情况。李运昌当机立断，马上命令部队转移，同时电令曾克林的12团火速撤退。
就在八路军转移仅仅2个小时后，多名日军便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包围了平市庄，同时，秦皇岛、北戴河等地的日军，也向冀热辽军区机关所在地发起了扫荡。
若不是任远发觉出异样，及时传出情报，冀东八路军可能将要遭受巨大的损失。
虽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对任远来说，张爱仁依然是个不可原谅的家伙——就在机关转移过程中，情报联络站文书、年仅18岁的陈敏牺牲了。
正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任远所谋划的，正是借日军的手，拔掉张爱仁这颗眼中钉。
任远给日军编造了一个极其逼真的故事：张爱仁其实早已投靠了八路军，他之所以配合日军，将八路军引到平市庄，就是为了获取日军的进一步信任。
而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千钧一发的关头全身而退，也正是因为张爱仁送出的情报。
任远编造的这份情报入情入理、合辙押韵，不由日军不信。于是，张爱仁迅速被日军逮捕，吃了一番大苦头后，又被送到东北当了劳工。
靠类似的手法，任远又先后设计除掉了日军驻秦皇岛特务机关长武田等多个八路军情报战线上的敌人，立下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功勋。
在屡次替日军挖出“卧底”后，任远获得了日军的信任：不仅走出了监狱，还给他安排了一处舒适的小院居住，虽然依旧处于日军监视下，但至少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就在这时，组织也终于找到了他。李运昌司令员通过潜伏在伪唐山市商务局里的地下关系，打探到任远的消息，并买通了丰润县城的日军宪兵队长，使其放松了对任远的看管。
按理说，任远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了，但有一个萦绕在他脑海中多时的疑问，让他选择了继续伪装下去。
这个疑问就是，究竟是谁泄露了何家营会议的消息？
被俘后的日子里，每当闭上眼睛，任远都能看到那些牺牲战友的身影，折磨得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作为一名情报工作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牺牲的战友寻找真相。
在与日军的交往中，任远搞到了一份因杨家铺战斗受到嘉奖的日军名单。经过仔细辨别，他发现这些人员基本上都在一线作战部队，并没有情报人员的名字。
通过分析，任远认为，情报的泄露很有可能是一次偶然事件，并非我军内部出现了叛徒。
不久后，任远搞到的另一份情报，印证了他的猜测。原来，在何家营会议期间，冀热边特委第4地委书记丁振军的警卫班长在送信途中，与日军巡逻队遭遇，经过一番交战，这名班长壮烈牺牲。
而在他牺牲后，日军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信件，并根据信件内容，推断出了开会地点，这才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看到这份战报，任远如释重负，他心头的重担终于卸了下来。
年2月18日，在地下工作者的接应下，任远顺利逃出了丰润县城，回到了熟悉的战友中，一同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这段曲折惊险的经历，仅仅是任远传奇情报生涯的一个片段。
平津战役结束后，他出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副处长，挖出了大量潜伏特务，为我军顺利接收北平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任铁道部公安局二处处长，全程护送毛主席出访苏联；
60年代，他又被委派到军工领域，出任核二院院长，参与了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发工作；
......
可以说，任远的大半生，都在与秘密打交道，是一位“影子中的英雄”。
年，岁的任远闭上了眼睛，但他的故事，真切地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隐秘而伟大”。
以此篇小文，向任远老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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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不疑
编辑、排版：小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