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陈造奇7月8日下午17点45分，也就是降临上海的那场暴雨过后没多少时候，我亲爱的母亲走了。记得上午我还顶着烈日到护理院去给她老人家送治褥疮的药膏，看着护士给她换药，而后我还为她梳头、按摩，喂她喝水，可怎么过了几个小时她就撒手人寰了？我实在想不通。母亲是年6月25日出生的，刚刚过了90岁的生日，而后又过了党的周年生日。虽然母亲不是党员，但她的父亲刘仁静是党的一大代表，所以一直期望她能代替我外公看到这一日子。母亲的一生用温良恭俭让来形容并不为过。在护理院的15个月里，没有一个医生、护士和护工不夸我母亲的。她眼睛不好，看不清人，但她耳朵好，对人友善礼貌。对每个走近她的人，她都会说，你好！哪位?辛苦你了，给你添麻烦了。刚进护理院时，她还教年轻的护士英语。母亲10来岁时，为躲避战乱和父母一起颠沛流离，从武汉到重庆，从重庆到西安，再从西安到上海。当时的外公已离开党组织，或教书或卖文、做编辑养家糊口。母亲15岁那年，外公迫于无奈，托人将本可以考大学的母亲送进上海电话局，好在母亲文化功底好，顺利通过单位面试。工作后又将收入贴补家用。为此，外公一直很内疚。母亲天资聪慧，喜欢文学，喜欢电影，也偶尔喜欢投稿，在上海工作没两年，正好看到华纳公司的《水银灯》杂志在搞读者有奖促销活动，她填好表格寄给华纳公司。当时《水银灯》杂志恰好就是朱曾汶和我父亲一起办的。父亲在拆阅读者来信时，被我母亲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吸引，随即与母亲取得联系，没想到一见钟情。从看电影到喝咖啡，很快就谈起恋爱来。年他们结婚了。结婚时我父亲并不富裕，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相反母亲电话局的收入要比父亲高好多，但母亲义无反顾嫁给了父亲，住进了愚谷邨亭子间。在我的记忆中，二老结婚那么多年从未红过脸，吵过架。相反，每天下班回家他们有说不完的话，还时常用英语交流。每月5日是母亲发工资的日子，回到家她就把钱交给父亲。父亲是翻译家，但少有人知道母亲先后与父亲合作翻译了多部文学译作。如《月亮宝石》《马耳他黑鹰》《乱世佳人》《儿子与情人》《纳尼亚传奇》等都有母亲的心血。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伉俪。母亲的一生是辛劳的，年秋，父亲进了奉贤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五年，恰好此时远在北京的外公又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母亲要拉扯关心我们四个孩子，还要牵挂我外婆，她把外婆接到了上海，白天上班，回家就要做家务……母亲在子女的教育上一直是既严厉又宽容，在个人的兴趣爱好上父母从不强求我们去学什么，而在个人品性、待人接物的礼仪上却一直严格要求我们要守规矩，清清白白做人。年3月4日是外公诞辰周年的日子，中共一大纪念馆特意组织了“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母亲特意要求在上海的三个孙辈参加会议，她说这也是受教育。母亲走了，也许她是体谅我们做子女的辛劳，也许她是急着要去天堂找我父亲。我们却感到内疚，是我们做子女的没有照顾好你，如果有来世，我们还是愿意做你的孩子，多孝敬你。母亲，你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