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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泛指一切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行为。
包括助人行为、利他行为、分享、安慰、合作、捐助、关心等，对个人自尊提升、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作用。
因此，亲社会行为一直都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社会阶层是由个人的物质资源以及相对于社会中其他人的等级观念所塑造的，包括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社会阶层。
客观社会阶层主要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收入和社会教育资源、职业声望，主观社会阶层是指与他人比较时，知觉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社会阶层会通过影响人们长期的生存环境而对个体的自我构建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果：
有研究表明“贫者守望相助”，发现社会阶层反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也有研究表明“达则兼济天下”，发现社会阶层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这说明有很多因素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探究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条件与内在机制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提高个体亲社会水平，促进社会福利与社会和谐。
研究旨在探讨主观社会阶层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自我信号和情境公开性在其中的作用。
一、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上述关于社会阶层的论述表明，社会阶层不仅仅是个人的特征，更会通过影响人们长期生存的环境而对个体的自我构建和行为方式产生长足的影响。
以往关于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多，但并不总是得出一致的结论。
低阶层者亲社会行为更多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阶层会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即社会阶层越低，亲社会行为越多。
Piff等人做了多项研究考察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发现较低阶层的人在独裁者游戏中将更多的代币分配给陌生人、将更高比例的年薪捐给慈善机构、在信任游戏中给陌生人更多代币，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助人行为。
Kraus等研究者根据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对结果进行了解释。
较低阶级的个体由于资源相对匮乏，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安全的社区环境、不稳定的工作、不稳定的学校教育。
资源的不确定性是较低社会阶层个体社会生活背景的核心部分。
因此他们形成了情境主义的社会认知倾向，这就使他们更可能通过相互依靠、向他人寻求帮助来面对环境威胁，更注重他人的需求，以他人为导向。
即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更加亲社会。
美国全国性的慈善捐赠调查中发现，较低收入的个体将更高比例的收入捐给慈善事业。
Henrich等人在对15种文化中分享行为的研究发现，低阶层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分享行为，表现出更高的亲社会性。
对年美国民众日常消费支出的大型数据分析表示，相较于年收入位于后20%的消费者，年收入位于前20%的消费者将更少的收入占比花在慈善性支出上。
另一方面的证据来自社会阶层和不道德行为的研究。有研究者通过7个系列实验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高阶层的人更有可能做出不道德行为。
前2个研究通过实地观察法，发现较高阶层的人在驾驶时更可能违反道路交通法。
在5个实验室研究中，发现较高阶层的人不道德的决策倾向更高，更有可能从他人处拿走高价值的商品以增加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可能在谈判中说谎、欺骗以增加获奖机会。
高阶层者亲社会行为更多
另一种观点是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有正向影响，即社会阶层越高，亲社会行为愈多。
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亲社会行为的社会交换理论，亲社会行为成本较高，行动者花费自己的资源让别人获益，而随着亲社会行为成本的上升，其可能性也在减小。
而任何亲社会行为的成本对于较低阶层的个体来说都是更高的，也就限制了他们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例如，有研究通过对国际大型公开数据库——德国社会经济调查、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国际社会调查项目——进行分析。
共8项研究表明较高阶层的个体更有可能进行慈善捐赠、更可能成为志愿者、有更多助人行为、在信任游戏中给予陌生人更多信任，即社会阶层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国内研究者解晓娜的研究发现，通过问卷调查法，使用人际关系取向量表测量被试的人际关系取向，结果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被试更可能在人际关系上表现出共享关系取向。
通过实验操纵法改变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体验，结果却发现较低主观社会阶层组对于社会距离更远的人表现出更少亲社会行为。
而当面对社会距离较近的人时，较高、较低主观社会阶层两组的亲社会行为行为没有显著差异。
影响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因素
现有的关于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并未得到相对一致的结论，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复杂且多方面的，存在着很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有研究者对社会阶层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的机制和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与总结，从微观的个体变量、中观的情境变量和宏观的社会变量三个层面总结了以下因素：
微观层面包括互惠信念、感恩、相对剥夺感等，中观层面包括互动双方的利他水平、慈善呼吁类型、情境公开性等，宏观层面包括收入不平等、文化等因素。
微观层面的个体变量互惠信念可以正向预测较高阶层的捐赠数额，而不能预测较低阶层的捐赠数额；相反，感恩可以正向预测较低阶层的捐赠数额，而不能预测较高阶层的捐赠数额。
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在进行了与他人的社会比较过程之后感知到的应得资源不足的不公平感觉。
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会降低个体的亲社会水平，当控制了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之后，社会阶层会显著负向影响亲社会行为。
中观层面的情境公开性这一变量在研究中一般作为调节变量，Kraus等研究者通过三个系列实验对情境公开性和预期自豪感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影响中的作用进行了考查。
研究发现上层阶层的个体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亲社会性行动中，研究2、3表明较低阶层的个体在独裁者游戏的私人情境中比在公共场合更亲社会。
而较高阶层的个体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预期自豪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二、总讨论研究一以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研究数据，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越低，亲社会行为越多。
研究二使用问卷调查法，发现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自我信号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研究三使用实验法，操纵情境公开性，发现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情境的公开性和自我信号存在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情境的公开性调节主观社会阶层对自我信号的影响。
主观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
三个研究一致地发现了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负向影响，主观社会阶层较低的个体要比主观社会阶层较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
研究支持了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
该理论认为，低阶层的个体因为资源相对匮乏，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生存挑战更大，更易形成情境主义的社会认知倾向，从而影响人际交往模式。
具体表现为低阶层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以他人为导向的亲社会行为，与他人有更多联系，以应对环境威胁；也就是说，亲社会行为是低阶层个体的适应性行为。
而较高阶层的个体所拥有的物质资源和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追求所求的目标和利益，并且不太需要担心物质成本。
正因为有这样的生活环境，较高阶层的人会形成唯我主义的认知倾向，相对而言更不在意他人的需求，因此亲社会行为更少。
同样地，有研究表明共情在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间起到中介作用，低阶层个体的共情能力更强，对他人情绪识别的准确度更高，对他人需求更加敏感，亲社会行为越多。
还有研究使用社会善念范式考察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结果表明较低阶层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一支与其他钢笔相似的钢笔，而较高阶层的个体更可能选择独特的钢笔以反映个体的独特性。
实际上，有关主观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并不总是得出一致的结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也有很多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有正面的影响。
因此，既要从社会阶层的角度看到社会适应过程中形成的不同阶层的社会认知取向对不同阶层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也要从亲社会行为的角度，看到人类亲社会行为动机的多样性、情境依赖性、文化影响的多样性。
主观社会阶层一般指个体主观上感知到的自身的社会地位水平，是个体基于社会比较过程形成的主观认识，一般通过MacArthur社会阶层阶梯测量，一般是被试主观报告。
也就是说，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过程中就包含了社会比较的过程。
有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社会比较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
结果表明，在学业水平上的向下比较或得知测验成绩比大多数人好时，大学生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得以提高，而对弱势群体的共情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但是，实验情境中对社会比较结果的操纵是短暂的，并非像社会阶层一样是个体长期生存社会环境的结果。
后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被试在主观社会阶层测量过程中的社会比较过程及影响因素。
自我信号的中介作用
根据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低阶层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更多表现出关系取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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