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7月14日在昆明植物园写生。
本报记者周磊摄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岳冉冉)10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一枝一叶总关情,孤行只为绘生命——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描草画木,“把人美哭”》的报道。
有人把曾孝濂誉为“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他自己却不同意。
“在画家面前,我懂点植物；在植物学家面前,我就是个画画的。”79岁的曾老爷子笑起来像个孩子,他说自己是“半瓶醋”,画不怎么样,植物知识也不怎么样。
曾孝濂不喜欢“画家”或“植物学家”的称呼,他说自己只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老职工,一辈子只会从一而终——中学毕业后只进了一家单位,一直干到退休；60年只干了一件事——为植物画画；只有一个老伴儿相伴到老,只有一儿仅得一孙。要说有点成绩,那就是参与了《中国植物志》的绘图工作,又在退休后为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创作了《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在采访中,只要聊到植物,曾老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眼睛里有专注也有天真。
小画种的使命
曾孝濂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工程师,是我国顶尖的植物科学画家。看他的作品,你会折服于其逼真和精细程度。
他笔下的植物栩栩如生,连最小的细节都和实物一致:他画的三七,连叶脉走向都有讲究；他画的杓兰,连上下半段的绒毛数量都有不同。
“植物科学画就像植物的‘身份证’,它是美术跟科学之间比较小的一个分支。它以绘画这一手法展现植物物种,甚至比文字描述更加精准。”曾孝濂打了个比方。
在植物学界,植物科学画有公认的重要地位,好的植物科学画与发表新物种的模式标本同等重要。“这种画不能有自己丝毫的主观想象。三个雄蕊你多画一个就不对,包括雄蕊上开孔的地方,是从侧面开孔还是顶孔开,都必须准确,这涉及植物不同属不同科的特征。”
作为植物学家,曾孝濂的作品严谨到经得住业界考验。他的一幅画能囊括几十张照片包含的信息量,除了根、枝、花、果外,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反、侧面的形态都有。
而作为画家,曾孝濂说自己也在力求把植物画美,不能变植物特征,他就从光线、色彩、虚实、明暗上下功夫。
“曾老师的画可以把人美哭!”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立松是曾老的“铁粉”,在他眼中,植物科学画有照片不可取代之处,“举例来说,我可以用微距摄影拍到地衣的细节信息,但大景深却会虚化背景,一张照片不可能同时兼顾植物与环境,但曾老的画却可以。”
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画植物有固定步骤,一般是先看照片,对该植物有表象认识；之后去原产地写生,观察植物生长；拿到标本后,进行全面解剖,比如清点花蕊、切开子房,直到对该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笔。有一次他想画大蒜,但因季节不对,观察不到大蒜的开花过程。找蒜薹容易,找蒜花难,他足足花了两年时间寻蒜,终于如愿。
“像”与“生命”,是曾老创作的标准。像是起码要求,难的是表现生命。“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每一朵花怎么开,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会,然后真正画出来。”
曾孝濂希望传递给观者一种态度——科学的严谨真实、生命的从容淡定。“这个画种和我们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最直接。它就是要反映自然、表现生命、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他说,这是小画种的使命。
45年为《中国植物志》绘图
年6月,曾孝濂生于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他自幼爱画画,上了中学又是班里画黑板报的主力。
年,高中毕业的曾孝濂以半工半读形式进入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绘图工作。时值《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领导见曾孝濂能画几笔,就让他去画标本。“那个年代的口号是: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需要你在哪儿就给你拧在哪儿。”
曾孝濂没有想到,小时候的爱好竟成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他与植物和绘画的情缘,一续就是近60年。
中国有3万多种植物,要把它们编成书、绘成图,对于当时中国的位植物学家和位绘图员来说,简直是浩大工程。
“植物志、动物志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料。中国要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没有这些基本数据可不行。”曾孝濂深知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意义所在。
《中国植物志》的科学插图,主要是以腊叶标本为依据的黑白线描图,它有一套近乎程式化的绘画方法,重在准确传达物种信息。“我们画插图都必须有标本,没有标本就不能画,插图必须写上是根据某一号标本所画。”
曾孝濂在绘图员中不算优秀,他画画的方法也与其他人不同——除了像别人一样摹标本,他还坚持去野外写生,从活植物身上取材观察。他认为,树叶千面,需要画出生命,“我想把植物画活。”
正因为此,曾孝濂作画的速度要比别人慢,因为他每画一张图,都得先用铅笔打草稿,再给植物学家看,得到确认后才用钢笔着墨。他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的插图大抵如此。
比起天赋,曾孝濂更信奉全情投入,他加倍在后天努力上下功夫。他痴迷地钻进植物的世界,不停地读书、看画、临摹、摸索、实践。很快,曾孝濂熟记了各科植物的不同特征。
当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领导蔡希陶与吴征镒,对于曾孝濂“特殊”的工作方式很宽容,不但不催他进度,反而尽所能去帮他,还和他一起解剖植物。
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曾孝濂逐渐成长为一代植物科学画大师,画出了更加符合植物特征的层次感和真实感。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曾孝濂等绘图员和植物学家密切配合,用了45年时间为《中国植物志》画插图。最终,记载了中国共科属种植物的《中国植物志》编纂完成。全书共80卷册、多万字、余幅图版。
在年,《中国植物志》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虽然,获奖名单上没有这群绘图员的名字。
对于《中国植物志》取得的功绩,曾孝濂谦虚地说:“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名植物学家、位绘图员,都是编纂《中国植物志》的功臣,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分子,我很荣幸。现在,名绘图员已经过世大半,但大家共同的劳动都化作《中国植物志》保存了下来。”
能为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曾孝濂觉得很值。
树叶不是一般的美
7月的一天,曾孝濂在昆明植物园写生,面对一株株地涌金莲而坐时,他特意交代记者说话要轻,不要打扰到面前的“模特”。
“地涌金莲是中国特有种,花期能达9个月,它是非常好的庭院植物,也是佛家植物‘五树六花’之一。”只要谈到植物,曾孝濂的话比平时密。他推了推眼镜,开始拿铅笔勾勒形状:“地涌金莲的叶似芭蕉,花像金莲,金灿灿的包片茁壮丰满。”曾老对每种植物的特征都熟稔于心。
说起植物科学画与其他画种的不同,曾孝濂强调了一个词——工匠精神。“想把植物画活,你就得折腾、就得费时间。我也没办法凭空画活,我得观察、学习、写生。这个画种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除了要呈现植物之美和生命之美,还要正确地表达它的形态结构。”
曾老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世人多不屑一顾,我偏觉味道足。“有的画家认为植物科学画很枯燥,但我不觉得。科学画就是要求把对事物的细节、质感的表现追求到极致,使作品更接近实物原貌。即便有人认为它不艺术、个人情感太少,但它就应该这样。”曾老画地涌金莲的笔没有停下来。
一花一鸟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在曾孝濂心里,科学画已不只是真实再现,还是热情讴歌；不仅是以科学家的眼光观察自然造物,还是以艺术家的热情描绘自然之美。“你看这些花,它们是种子植物渴望生存与繁衍,最狂热、最绚丽、最奇妙的表现形态。花本意不是为人而开,但人却能从花身上得到爱和美的启迪。”
在他心里,植物科学画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那儿,它就迸发出一种生命的力量。
曾孝濂眼睛有点湿润:“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植物科学画,但愿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它们和人类一样应该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
曾老喜欢孤独,他总说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在孤独时,思考最清晰,他能从大自然和植物身上学到很多,比如,宁静和平淡。
曾孝濂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表面看树叶多平凡,它春天萌发,秋天飘落,掉到土里化为泥水。但,树叶可了不得,它是能源转换工厂,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变成化学能,把空气中的水、二氧化碳变成有机物和氧气。”
在曾孝濂心中,地球上的绿色就是源于这样一片不起眼的树叶,它既伟大,又谦卑。“我经常看着树叶发呆,看着看着,就会觉得树叶不是一般的美,那是一种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它在秋天飘落,掉到地里,腐烂后为新芽提供养料,之后它又从一个小苗长成大树,带来生命的绿色。”
这就是轮回,曾孝濂感叹。
被蚂蟥咬出的42个伤口
除了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纂外,曾孝濂的人生还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参与找抗疟药”,一个是退休后的“时不我待”。
上世纪60年代,曾孝濂参加了国家“”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是要在民间寻找可食用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用以研发抗疟新药。曾孝濂参与了其中的绘图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把项目组初步筛选出的有效抗疟植物绘成一本画册,交给部队和科研机构去做实验。
在找抗疟植物的那段时间,曾孝濂每天穿梭在深山老林,在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的经历让他更加痴迷大自然。“从原始森林到热带雨林,我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狂野之美,更看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植物景观,从那时起,我立志要把这些美好的植物生态、植物种类、奇花异草尽可能多的画下来。”
后来该项目筛选出了疗效显著的植物,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的治疗效果得以确认。屠呦呦也凭此获得了年诺贝尔奖。
对曾孝濂来说,那段找抗疟药的经历永生难忘,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员,他无比自豪。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明白了最好的植物科学画一定不是诞生在办公室里,而是大自然。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想象,遇到蚂蚁、蚂蟥、马蜂、虱子、毒蛇更是常事。曾孝濂说起了一段自己被多只蚂蟥咬出42个伤口的往事。
在一次科考中,他深入一片灌木丛,采到了很多标本。就在满怀喜悦返回驻地的路上,他感觉身上开始有血渗出。曾孝濂没有在意,以为只是被蚊子或跳蚤咬了几口。“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蚊子而是蚂蟥,蚂蟥咬你的时候不会感觉疼,等它吃饱了走了,你也不会察觉,但血却会不停地流。”
当晚回到驻地,疲惫至极的曾孝濂很快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却发现,自己身上好多地方的干血块竟然与被单粘在了一起。曾孝濂数了数,好家伙,足足有42个伤口。“也就是说,那天我被多只蚂蟥袭击了,这也是迄今为止,我被蚂蟥叮咬最多的一次。”
回忆过往的小苦难,曾孝濂淡淡一笑,觉得不值一提。
退休后的彩色人生
曾孝濂的青春基本献给了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50余部科研著作,他绘制的科学画插图有两千多幅。退休后,很多人觉得他该享清福了,但曾孝濂却觉得新挑战才刚开始。
“我年轻时的夙愿,大部分是退休后完成的。因为《中国植物志》主要是黑白画,所以退休后,我更想画水彩画,我不仅要画植物,还要画动物。”
画了半个多世纪,曾孝濂仍然觉得画不够,他笑言自己这辈子就没怎么休息过,退休后甚至比工作时更忙,忙着创作,忙着到各地采风、写生。他想画胡杨,就去了内蒙古；想画红杉,就去了美国；他跑寺庙画古树,闯壶口画瀑布,“我特别贪心,有很多东西想画。”曾孝濂眼睛笑成了缝。
为了与时间赛跑,曾老每天五点钟就起来画画,他说灵感都来源于清晨孤独中的思考。退休后的曾孝濂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手术却使他的两只眼睛出现了视差,“这导致我作画时定位不准,下笔时笔尖受干扰,配了眼镜好一些,基本弥补了视力不足,但要画很细的东西,肯定比年轻时吃力。”
只要画起画,曾孝濂什么烦恼都没了,有时候跟老伴儿顶了嘴,心里不痛快,他就进卧室画画,两个钟头后,阴霾一扫而光。“我就盯着植物看,看它跟别的植物有什么不同,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是它们中的一员,就会把所有世俗烦恼都忘掉。”
退休后,曾孝濂出了12本个人绘画集。在年深圳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曾孝濂专门为大会创作了10幅作品,获赞无数。
曾孝濂教过的学生很多,但大多没能坚持把植物科学画画下去。曾孝濂明白,这个画种一是小众,二是需要植物学功底,仅靠情怀和兴趣,年轻人难以维持生计。“现在只要有人想学,我定会倾囊相授。”有时候老同事去看他,即便是心血来潮想画几笔,他都会认真地教。
他说自己经常跟学生强调的话只有一句——“你不管干什么,你得喜欢你自己的工作,你得喜欢你自己,你得看得起你自己,你才会去做好它。”
曾老觉得,一个人要是没有点定力,什么都干不成。
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对曾孝濂而言,每一个时期,都有新突破,比如快80岁的他正在完成的作品——《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8月的一天,在曾孝濂位于昆明市翠湖附近的家中,记者提前欣赏到了这幅大型画作,这一作品将亮相在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当我接到邀请,创作这幅画时,我知道有一定难度,但我觉得很值得。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也要尽所能把它画好。”
《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长2.5米、宽1.17米,曾孝濂已经完成了90%,他对这幅作品的立意高度赞赏:“画中37种植物的原产地都在我国,之后输入到国外,影响并造福了整个世界,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看到这幅画后能感叹一句,哦,原来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啊!”
曾孝濂说话时,头上戴着的放大镜帽子一颤一颤的,这个帽子有近一公斤重,曾老每天要戴着它作画8个小时。帽子上的两个镜片均可放大3倍,能帮助他更精确地画细节,比如稻穗上的细刺、猕猴桃的绒毛、柿子上的白粉。
画面右下角的是水稻,中国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后水稻传到世界,成为国际上主要的粮食作物。桑树,桑叶养蚕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蚕茧可以做丝绸,我们通过丝绸之路把丝绸传到了世界。茶叶,中国种茶有几千年历史,茶现在是世界十大饮料之一。
对于这些植物的家底,曾孝濂如数家珍:欧美很多花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比如中国的野生月季,传到欧洲后,成为重要的观赏花卉,象征着和平、友谊、爱情。中国也是杜鹃花分布中心,由“植物猎人”把它引种到了西方。此外,像山茶、牡丹、菊花、梅花,都是人类花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引以为荣。
曾孝濂说高兴了,放下了手中正在晕染月季叶片的画笔。“我国还有一类特殊的花,比如长在高海拔的绿绒蒿,因为它气质高贵,欧洲人叫它‘东方女神’；还有被称作‘中国鸽子树’的珙桐,因为它开花雪白,像一群群鸽子停在枝头。还有水蜜桃、猕猴桃、柿子等水果,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它们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目前,这幅画作已接近完成,曾孝濂正在做最后阶段的调整,比如各种植物的小环境、前后层次、需要提亮与加暗的地方。“我争取顺利完成这个任务,也算我这个退休老人为中国植物科学传播做的一点贡献。”
结束采访前,曾老思考了片刻,用一段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一花一鸟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信手涂鸦一顽童,机缘巧合入画途。以腊叶标本为依据,为植物志画插图。世人多不屑一顾,我偏觉味道足。既坐得冷板凳,也登得大山头。笔耕不辍六十载,一意孤行意未尽。
离开时,记者发现在曾老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各种药品,有治疗失眠的片剂、也有缓解疲劳的眼药水。
“要是身体好,我会一直画下去。要是老天说,你画不了了、手也抖了、眼睛也不行了,那我就高高兴兴说拜拜。听其自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