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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万庚育和爱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只有5岁，最小的只有1岁）一起向敦煌出发了。他们先是坐火车从北京来到兰州，然后坐汽车去敦煌。
那一年，文化部为了支持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发展，专门调拨给了他们一辆带有拖斗的吉普车，还购置了发电机，雇了三名电工和一名汽车司机。在兰州，正好调拨的吉普车也到了，他们夫妇就随常书鸿坐吉普车回敦煌。
兰州到敦煌余公里，有一条不知何年修的通往敦煌的沙石公路。古代的河西四郡就设置在这条绵延了上千公里的河西走廊上，现名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而他们要去的是西端最远的的一处。一路上坑坑洼洼，加上天气炎热，汽车走得较慢，整整走了八天八夜，吃住完全都在汽车里。一路上除了荒凉还是荒凉，此时万庚育才真正体会到古人说的“出了玉门关，两眼泪不干”。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在莫高窟前合影
到敦煌后，万庚育发现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北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一家人住在莫高窟中寺的破庙里，全是土坯房子，屋子里除了一个大土炕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就用土块垒起了桌子和板凳，没有电，只能用煤油灯。吃的更差，除了面粉外，菜和油都很少见到，吃的水都是苦泉水。
但当万庚育进入洞窟里看到那些壁画和彩塑时，她已经忘了艰苦的生活条件，久久伫立在洞窟前不肯离去，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已毫无条件地恋上了这些个“洞洞”。
万庚育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工作，主要工作是临摹和研究，她一头扎进了洞子，徜徉在浩如烟海的壁画和彩塑中如痴如醉地画了起来。
她学的是油画专业，而莫高窟的壁画临摹需要线描功底，是选择东方还是选择西方，是创作还是临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需要去面对。但万庚育却认为，到莫高窟就是学习先辈的优秀传统，模仿古人的绘画技艺，从最基本的临摹开始。
白天到洞窟里临摹壁画，晚上则聚在一起练习线描，体会不同时代画师们起笔、收笔时风格的差异。万庚育清楚地记得，她临摹的一幅壁画是北周窟窟顶凿井四周的一条忍冬、禽鸟边饰。当时美术所全体人员都投入到计划中的图案主题临摹，包括凿井、平棋、人字披、边饰、龛顶等等。这些纹样内容之丰富、设计之精妙、赋色之绚丽，让人目不暇接。
万庚育画的这个洞窟高度不过5米，因为临摹的是窟顶图案，所以从起稿，修稿到最后上色、线条都必须抬头望一眼、地头画一笔，结果一下来颈椎已酸疼难忍，好像僵硬了一样。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万庚育开始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面壁临摹。这一画就是半个多世纪。
▲年8月，万庚育（右3）和同事欧阳琳（左3）关友惠（左1）在陕西懿太子墓临摹壁画时合影
年，万庚育在临摹壁画时忽然有一个想法，要把个窟挨个绘制下来，绘制一幅“敦煌莫高窟全景图”保存下来，想法有了，就开始忙里偷闲时画，用素描的形式，从第一个洞窟开始，一个一个挨个画，大概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终于画就了一幅9米多长，清晰地反映出了敦煌莫高窟全貌的全景图。
这幅画绘完后，年被带到北京参加“敦煌艺术展”上展出，并被《人民画报》刊登。随后《人民画报》的记者将这份画报给万庚育寄了一份，她这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展出了，心里蛮有成就感的。后来，常书鸿先生著的《敦煌莫高窟》一书中也采用了它。这件作品后来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可是后来在“文革”中丢失了。直到年前后，敦煌研究院（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冯志文告诉万庚育，这幅作品全景图的胶卷底片还保留在甘肃省档案馆里。万庚育的儿子李宏闻讯专门去了省档案馆，征得有关负责人的同意后拍下照片作留念。
在临摹研究壁画的同时，万庚育还兼顾了其他工作。因为万庚育的字写得好，而且干工作又特别认真细心，单位就让她负责了敦煌石窟石窟建立档案的工作。这其实是一项特别庞大而又细致的工作，既要求有文字说明，又要有图片标示，每一个洞窟几乎都是一本厚厚的书。别人都望而生畏，而万庚育却“傻傻”地接受了。她每天端个小凳子，默默无闻地拿上小画板、记录本、手电筒等工具，起早贪黑，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干。几年后，终于为多个洞窟建立了完整科学的档案。
▲上世纪50年代，莫高窟临摹的万庚育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当时整理的档案堆成了小山。至今她整理编撰的石窟保护档案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的资料室里，翻开这些厚厚的资料，看着那些工整书写的钢笔字，大家不由啧啧称赞这位敦煌学女专家敬业治学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
前几年，万庚育在世身体好的时候，时常有学者到家里拜访，对于莫高窟的洞窟，所有的壁画、雕塑、题记、破损位置的分布状况，万庚育都了如指掌。那是她用无数个晨昏昼夜丈量过的千年时光。
万庚育另一件为人称道的事是发现了一批北周洞窟。张大千当年在莫高窟时，认定气势宏大的窟是北魏时建造的，但细心的万庚育在为洞窟建立档案时，在窟模糊不清的壁画上发现了“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的字样。她眼前一亮，感觉张大千的认定一定有错误。她执着地研究寻找，最后终于在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中查出了有关“庆仙”的记载，发现北周时期沙门庆仙的写经，证明了庆仙是北周人。她这一开创性的发现，将窟从北魏洞窟中分离了出来，然后依次类推，又分辨出了15个北周洞窟，填补了这个时代兴修佛洞的空白，这在敦煌学界当时轰动一时。
▲万庚育（后排左1）李贞伯（后排右2）和樊锦诗（前排左1）段文杰（前排左2）王合内（前排左3）王临乙等合影
万庚育在这次查对供养人题记结束后，她对莫高窟创建年代、部分洞口的重修的时代、不同阶级、阶层和身份的窟主，特别是开建大窟的敦煌世族之间的婚姻关系，以及晚期出现的画匠题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她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一文，收录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一书。
在临摹和整理洞窟档案的同时，万庚育先生还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比如《敦煌早期壁画中的天宫伎乐》《敦煌壁画中的构图》《谈谈莫高窟的早期壁画及其装饰性》《莫高窟的盛唐艺术》《敦煌壁画中的技法之一—晕染》《敦煌壁画中的构图》等，发表后都很有影响。
撰文丨张自智
莫高窟里写春秋——徐悲鸿入室弟子万庚育的敦煌人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