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10日的清晨，整个淮海战场上一片狼藉，不远处还能听到稀疏的枪炮声。在战场的一个角落里，一间被炮弹轰炸倒塌一半的农家院，里面蹲着的都是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战俘。刚刚和战俘谈话的陈茂辉主任站在门口，看着远处成千上万的战俘如洪流之势向这边涌来，心中不禁地乐开了花，又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这时，一个士兵跑过来对陈茂辉说:“报告！陈主任，纵队卫生处赵云宏主任打来电话，说又抓到一个国民党军官，身边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估计是一个军官，但是具体的身份不明确”。
听到这个消息的陈茂辉，连忙对身边的士兵说：“赶紧回复赵主任，让他将人送到这里来”。
陈茂辉握了握拳头，希望赶紧抓住一条“大鱼”。陈茂辉负责着俘虏收容所，压力也非常的大，他要清楚地查明在俘虏中，隐藏身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高管。看着乌泱泱的人群，不禁也有些头大。
几个小时后，陈茂辉看到一队士兵押送着几个人走了进来。他一眼就盯住中间一个大约40多岁的战俘。只见他身穿国民党士兵的军棉服，外面披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耷拉着脑袋，猛地看上去像一个伙夫。但是仔细端详会发现这个人和普通士兵有着不同的气质。
陈茂辉陈茂辉将他们领进屋子里让他坐下，并随手递给他一支“飞马牌”的香烟。只见这个人接过香烟放在桌子上，从自己的上衣口袋掏出一包包装精致的香烟，撕开烟盒上红色封条，先抽出一支香烟礼貌的提给陈茂辉，又抽出一支吊在自己的嘴上，旁边的人立马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
陈茂辉看着他们的动作，立刻警觉起来，面前的这个俘虏绝对不是一般人。陈茂辉：“说说吧，你们叫什么，来自那个部队”？
对面一个人没有任何犹豫便说道：“我叫尹东生，是《徐州日报》的随军记者”又指了指旁边那个40，正在抽烟的人说：“这位是第13军团的高军需”。另外一个人接着他的话说：“我叫张印国，一开始在徐州开车，被他们拉过去的”。
陈茂辉一听他们这话，就知道都是瞎编的。直接盯着眼前这个人，问道：“你是哪个部分的？叫什么名字？”
这个高军需，取下嘴上的烟说：“第13兵团的，高文明”。
陈茂辉直接打断他：“你们13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高军需说。
陈茂辉拿起一本子说：“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只见高军需把手伸进自己的大衣口袋中，摸索半天掏出一包美国香烟和一袋牛肉干，又从夹层里掏出一包水果糖，最后才从棉衣口袋中掏出一支派克钢笔。看着旁边的人都傻眼了，这个人身上像一个百宝箱。
陈茂辉看着摆在眼前的东西，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一般国民党军官所享受不到的。更何况这个人手中拿的地道的美国派克钢笔，更不是一般下级官兵所拥有的。这个高军需从身上摸出这么多东西，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一个搞军需的，要不是搞军需的，怎么会有怎么多的好东西。
高军需握着手中的钢笔，在本子上写了“高文明”三个字，再也写不下去了。陈茂辉直接催促道：“写啊！怎么连一起共事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
陈茂辉又对这个依旧沉着的高军需说：“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干什么的。我们的俘虏政策是，不论官大官小，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宽待处理，除了战犯”。
只见这个高军需将整个头埋在大衣领子里，看不到任何表情。陈茂辉又接着说道：“蒋介石是彻底地败了，黄百韬被击毙，黄维兵败想要混走，结果还是被活捉了”。
这个高军需突然抬起头，忙问：“黄维在哪？”
陈茂辉听着这话，说：“你们很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了”。这个时候，敌军的飞机在附近丢了几颗炸弹，炸的屋子直掉土渣，门外的战马一直在嘶吼。只见高军需站起来对着陈茂辉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
陈茂辉看了看高军需不屑地说：“不打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早已有了经验，吓不到我们，还是劝你们赶紧坦白从宽，我们一律夸大处理，除了战犯杜聿明”。
当“高军需”听到这句话后，本来想说的话也堵在嘴边。到吃饭的点，“高军需”也只是了了地吃了几嘴，又埋起头抽了香烟，十分没落。
杜聿明陈茂辉觉得这个“高军需”一定是一条大鱼，为了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便让人将他押送到一个单独的小磨坊休息。谁知，在押送途中“高军需”趁着警卫人员的不注意，顺手拿起一块半截的板砖，在自己的脑袋上一通乱砸。
当陈茂辉得知消息，赶到磨坊的时候，只见“高军需”躺在地上满脸都是血。叫来医护人员检查一番后，得知伤口不大，只是额头上破了一个角。陈茂辉思索了一番，叫人来给他包扎一下，又让警卫人员严密监控他的行动。
回去后，陈茂辉立刻让人将刚才那个“记者”带过来，准备对这个“记者”进行突击审讯，希望能从他的口中的得知“高文明”的真实身份。在一番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只见这个“记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地说：“我交待，我全部交待，他...他是杜长官，我...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得到想要的消息后，陈茂辉又去往了小磨坊。在路上敌工部派人送来一张杜聿明的照片，陈茂辉手拿着照片到磨坊和“高军需”比对一番，除了胡子和头上的纱布外，一模一样。陈茂辉笑着问：“你是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杜聿明低着头说道：“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其实杜聿明心中也清楚，自己打了败仗肯定没有好的下场，当初被俘虏的时候，曾一度想要开枪自杀，可是并没有成功。此时的杜聿明一心只想求死，自己率领几十万大军参与内战，又是43名战犯之一，自己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后来在从杜聿明先生所著的《淮海战役始末》中才得知，当时飞机轰炸后，得知自己的身份瞒不住了，想要说出来，但是看着屋子里来来往往的俘虏，害怕自己被俘虏的消息传出去后连累家人，想要换个地方说话，谁知被陈茂辉给误解了。
而陈茂辉得知后，笑着说：“当年出于对国民党的痛恨，在和高军需谈话时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应该这样说：“即使战犯杜聿明，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一样宽大处理”。
在确认杜聿明的身份后，便将其关押在华东野战军的教导大队。自己被单独关在一个房子里，心情十分的不好，知道自己和解放军结下很大的冤仇，现在被他们抓住了，绝不会轻易饶了我。杜聿明在寂寞中等待着处决自己的那天到来。
当时很多地区的战火还在燃烧，所有的俘虏和战犯都被关押在各地。直到年，关于俘虏的多名战犯处理才提上日程。关于战犯问题十分棘手，其中很多人在过去犯过重大罪恶，有的则是因为立场原因，思想出了问题，还有一部分战犯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
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直接指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毛主席还特别说出不杀的理由：1.不能增加生产；2.不能提高科学水平；3.不能强大国防；4.不能收复台湾，或许不杀对台湾产生影响。“不能马上释放，释放的早了，我们不好向老百姓交待。”毛主席经过反复的考虑后说道。
在确定好如何处理战犯后，便开始对他们所犯的罪恶与身份，订了一个标准。按照标准的不同将他们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等6所战犯管理所。其中的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被集中关押在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建立之初是一座庙宇，在清末的时候被改造成一所监狱，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功德林被敌人所杀害。新中国成立后，被公安部所接管，进行一番的修改，成为了战犯管理所。
杜聿明当初以为自己很快就会面临审判，在被转押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的时候，仍不肯认罪，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年，准备将他从教导团转到功德林的时候，脚上戴着重重的杜聿明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即将被处死，便从棉裤里掏出自己偷藏的60多粒安眠，找个适当的机会自尽。
杜聿明没想到自己并不是在前往刑场的路上，而是来到了一个新的管理所，在这里还见到很多自己之前一起共事的人。他一开始搞不清楚将他们所有人都关在一起要干什么，后来发现每天的生活和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功德林一角很多人刚到功德林的时候，抵触情绪非常的大，经常和这里的管理人员对着干。认为他们迟早都会被处决，甚至将之前的陋习带过来。
但是在这里他们得到充分的尊重，享有他们应享的各种权利，并严禁出现打骂，体罚和侮辱然的情况出现，完全不像一个战犯管理所。在这里看管人员十分注重他们的吃住问题，为了让他们住得舒服，全部都是宽敞明亮的大房间。
为了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在吃上更是下了苦功夫。一天三顿都是大米白面加肉菜，逢年过节还会加菜，一起包饺子吃。原国民党上校刘衍智说：“在三年困难的时候，在里面也没有降低过我们的吃饭标准，曾亲眼看到管理人员每餐吃的都是二两黑面包，就着白开水和咸萝卜头”。
很多关在功德里的人看到这个场面，内心十分愧疚，多次跟管理人员要求，和他们吃一样的饭菜。管理人员却说：“你们年纪比较大，不能吃这些粗粮，政府为了改造你们的思想，在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你们”。
从左到右：宋希濂，杜聿明，溥仪不仅仅在吃喝上面照顾周到，为了不让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按照年龄和身体强壮，让他们做一些劳动，有技术地让他们做一些缝纫工作，一些身体稍微弱点的平时没事种种菜，除除草。也算是打发无聊的时光。
对于一些身体不好的人，则是留在功德林里面养。而且经常会有医护人员给他们定期检查身体，因为之前各种不良习惯，和打仗时留下的隐患，都被及时地医治。还有很多犯人身上很多疾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全部都堆积在身体里，如今不用在打仗一放松，疾病如潮水般涌来，造成病危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管理人员并没有放弃，而是组织名医会诊，抢救。
对于身患病症的犯人，会提供鸡蛋，牛奶等营养食品，增加休息的时间让他们好好地养身体。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出现眼睛昏花的情况，管理人员也专门为他们配上老花镜，牙齿坏了，掉落，都一一为他们补牙，镶牙。
杜聿明也是因为常年奋战，和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各种病状，如：肺结核，肾结石，胃溃疡等慢性疾病。他多次隐瞒着，想通过疾病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在医护人员的多次检查下发现他身上的病症，及时地给予治疗。
医护人员在检查的时候，还发现杜聿明身患脊椎结核，除了平常的打针，吃药外，还专门为他制作了一个石膏模型，让他每晚睡在里面。睡了整整三年才治愈了他的病状。这个模型不仅仅矫正了他的身体，还矫正了杜聿明的思想。
为了丰富他们的精神，经常会在功德林里面开展文化和体育活动。并且还设立图书馆，让他们互相交流学习。遇见重要节日，还会组织他们一起看电影，排练节目。并且还允许和家人联系，他们的家人也可以前来探访。
可以说他们除了失去人身自由外，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当时的所有人都要高一个档次，这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疗养院，只不过他们在养好身体的同时也要改变思想。
特别是杜聿明，刚到功德林的时候，不仅抵触学习，拒绝改造，还一直找机会自杀，管理人员的时刻看着他。为了改变他们的思想，周总理经常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傅作义，郑洞国等等先后前往功德林看望他们，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
用同样被列为44名头等重要战犯之一的傅作义将军的事例，对他进行开导，让杜聿明和其他人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只有改变思想，立功赎罪，争取早日出去，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杜聿明打消自己一直想要自杀的念头，交出自己私藏的安眠药，并交代安眠药的来源。原来之前在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的时候，经常以失眠为由，多次向军医要安眠药，积少成多，攒下了60多粒安眠药，并在深夜偷偷的拆开棉裤，将药片藏在里面备用。
在思想发生转变后，杜聿明每天都按照规劳动，并做好带头的作用。在管理人员的精心照顾下，为他治愈了很多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给他打针，吃药，管教处的姚主任一步也不离地彻夜守护在他的身边，这一切都被杜聿明看在眼里。
傅作义在养好病后，杜聿明激动的握着姚处长的手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陈哥将军来功德林视察后，杜聿明十分感慨的和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当年我们还是同窗好友，我俩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走对了，成了千古名将，而我走错了，成了千秋罪人”。
功德林里的生活，管理人员的态度，一点一滴都被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时间不仅改变了杜聿明的容貌，也改变了他的思想，也让他看清楚了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蒸蒸日上。
很多战犯在一天天的变化中，改变了自己的思想。不仅接受劳动，有的还在功德林中搞起了发明，想着将来走出监狱，也十分的体面。像杜聿明研究起了“无极发电机”，黄维捣鼓起了“永动机”。
年，决定对一些改造良好的人进行第一批特赦释放，其中就有杜聿明。
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特意邀请杜聿明作陪。在此期间，蒙哥马利问杜聿明：“在中国和日作战时，你率领的军队装备，训练都不及日军，却在地形险峻，易守难攻的昆仑关打了胜仗。为什么后来你部队在装备，和训练都远超解放军的情况下，却一败涂地，自己还被俘虏了？”
杜聿明没有丝毫犹豫的说：“这就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
对于从功德林里释放的战犯，党和国家并没有对他们另眼看待。而是根据他们不同本事的配了不同的岗位上，也让他们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份自己的力量。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撰写文史资料，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
后来，杜聿明和家人一起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参观了新兴的建设项目和名胜古迹。杜聿明晚年一直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并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在北京逝世。在去世的那一刻也不忘统一大业，在遗嘱中，嘱咐子女为祖国建设继续做贡献，盼在台湾的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进祖国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