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贤思齐,从善如流我眼中的父亲钱法成

文/钱晓明

今年是我父亲钱法成90华诞。从年初调入省委宣传部直至退休,我父亲在省文化系统工作了40多年。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他在戏曲和书法方面的成就和艺术特色,媒体上已经有多人撰文,我哥哥那篇就写得挺专业。作为小儿子,我就从我的视角写写在我成长过程中父亲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点碎片化,但十分真实、生动立体。

钱法成(中)与小儿子钱晓明及儿媳在书法展上

小时候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我是在嵊州崇仁古镇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但每年的寒暑假会来杭州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特别会讲故事。

当时我们住在医大对面的省文化局宿舍大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口井。夏天一到傍晚,我们就用井水泼洒院子准备晚上边乘凉边听我父亲来讲故事,整个院子的孩子都会来听。

我父亲看的书多,什么《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聊斋》等等,他都烂熟于心,如数家珍。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等等故事段子,都是那时候听我父亲讲的。

当时我父亲之所以有闲工夫给我们讲故事,有时候还下厨烧烧菜,那是因为他“靠边站”了。他与好友魏峨一起写的越剧《胭脂》(年创作)和绍剧《于谦》(年创作)都受到了批判。

年,绍剧《于谦》应文化部邀请,赴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热烈欢迎,获剧本二等奖、演出一等奖。这是后话。

小儿子钱晓明参军出发前全家合影

年12月,正在杭州第十四中读初中的我被学校推荐,应征入伍,被海军某部招收为特种文化兵。我父亲得知消息时非常意外的,他事先毫不知情。想到儿子能去保家卫国,他全力支持,很快为我作好了各种准备。

几天后我就和杭州的一帮小兵离开西子湖畔,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临行前,父亲送我一本《新华字典》、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那一年我15岁,刚刚转学回到杭州读书不到三年,却又要和父母分别,去遥远的北方当兵。

初到部队还挺新鲜,一段时间后还是想父母的,父母也挂念在远方服役的儿子。那时除了写信没有别的联系方式。终于,在当兵的第三年,我父亲到北京出差,找了个机会坐车到百公里外的部队驻地延庆来看我。

延庆就是今年举办冬奥会的地方,现在建设得很好,有高速也有高铁到北京城,交通很方便。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是穷乡僻壤,交通条件也非常恶劣。

部队首长听说我父亲远道而来,交代伙房要热情款待,晚餐特地炒了一大盆鸡蛋。我爸后来对这盆鸡蛋印象极为深刻,说盛炒鸡蛋的那个盆足有小脸盆那么大。当兵的人朴素,没有山珍海味,唯有把炒鸡蛋的份量搞得足一点。

过了一年,我爸带团到北京演出。我向部队请假进北京城看望父亲。那天晚上我和父亲一起观摩了外省的剧团演出,好像是秦腔,我完全欣赏不了。但重要的不是看戏,而是能和父亲待在一起,太难得了。

第二天,我们还在天安门前留了影。我穿着白色的海军军装站在意气风发的父亲身旁,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30多年后,我陪已经年迈的父母重游北京,很想在天安门前原来合影的位置再拍一张合影,但我爸走不动了,没有拍成。

年钱法成看望在北京当兵的小儿子并在天安门前留影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是潜移默化,他对我们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等不作强行的规定,而是身先示范,以身作则。

他30岁以前已经写出了《胭脂》和《于谦》两个成名的剧本,成了著名的编剧。作为子女,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默默地下决心,一定要百尺竿头,不断进步。

年,我参加高考,选择了外语专业。在复习备考过程中,我父亲给我介绍了他们剧作家朋友中英语最好的贝庚老师(昆曲《西园记》编剧)。我登门拜访了贝庚老师,他拿出一本英文小说让我先念一段给他听,听完后他说:“你这英语已经相当好了,发音也很标准,这还用我教吗?去考就是了。”果然,后来的高考成绩证实了他的判断,我的英语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最后被上海外国语大学录取。

我父亲从事戏剧编剧,但两个儿子学的专业都与编剧无关。我哥上的是哲学系,而我则是法语系。然而父亲的职业或多或少会对我的学习重心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大学里,我就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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